劉元春出席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經濟參考網發(fā)布時間：2013-11-23 2013-11-來源：經濟參考網
23日人民大學召開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3-2014)，發(fā)布報告稱：2013年中國宏觀經濟基本上延續(xù)了2012年“底部波動”、“復蘇乏力”的局面，宏觀經濟景氣狀況相對穩(wěn)定，“波動中筑底”的趨勢較為強烈。預計全年GDP增速為7.8%，CPI為2.7%。2014年，在中國經濟的大改革與大轉型，世界經濟的政策大轉型與大改革，以及周期性力量的輪轉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中國宏觀經濟具有“底部修復”的運行特征。預計GDP增速將達到7.7%，CPI將達到3.2%。
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經濟所所長劉元春作了主題報告。他表示，從短期經濟運行來看，2013年中國宏觀經濟表現(xiàn)，宣告了全球悲觀主義者所持的“2013年中國崩潰論”的失敗，但也沒有證明樂觀主義者在2012年底所持的“中國周期逆轉論”。中國宏觀經濟一方面沒有出現(xiàn)系統(tǒng)性風險全面爆發(fā)、經濟增長直線下滑的局面，同時也沒有在反周期的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出現(xiàn)持續(xù)性的反彈。這種底部小幅波動的宏觀狀況有利于大改革的推出。從中期來看，中國宏觀經濟將呈現(xiàn)較強的筑底跡象，周期力量存在著逆轉的趨勢。大改革的出臺將在中期重樹市場信心，助推宏觀經濟周期景氣的逆轉。
從全球視野來看，本輪中國經濟的調整與世界經濟調整具有強烈的同步性。世界經濟進入技術周期的拓展期、全球化紅利的遞減期、增長模式的調整期、制度體系的改革期、宏觀經濟政策的大調整期以及周期逆轉的交接期。依附于全球不平衡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依附于全球化紅利的中國分配模式、與全球宏觀經濟政策相協(xié)調的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與全球技術周期相對應的中國技術擴散模式，與全球周期基本一致的中國周期定位都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
從結構來看，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fā)宣告了中國傳統(tǒng)的“出口-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走到了盡頭，但中國宏觀經濟并沒有轉向預期中的“消費-內需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反而走向了“信貸-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劉元春說，這種模式的轉變使“產能過?！薄ⅰ傲鲃有苑簽E”、“金融扭曲”、“地方政府債務”以及“房地產泡沫”等問題不僅沒有在局部改革和短期管制下有所緩和，反而在傳統(tǒng)利益格局和權力體系的作用下不斷惡化。2013年，M2/GDP、投資/GDP、企業(yè)貸款總量/GDP、債務水平/GDP、房地產銷售/GDP等參數(shù)的持續(xù)攀升、產能利用率的持續(xù)低迷以及“錢荒”的出現(xiàn)都說明了中國經濟面臨的深層次資源錯配與體制扭曲已經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新的歷史時期需要中國啟動系統(tǒng)性的全面改革。
報告還評價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成果。劉元春說，三中全會推出的全面改革方案具有必要性、及時性和科學性。從中長期來看，這些改革藍圖的順利實施必將從根本上轉變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改變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方式，完善宏觀經濟政策的框架和實施機制。但在短期對于宏觀經濟的沖擊卻是復雜的。一方面它將重樹市場信心，提振民間消費與民間投資的增長，但另一方面卻在破除舊的利益格局和資源配置方式中產生強烈的短期“創(chuàng)造性破局效應”，對宏觀經濟形成下行壓力。因此，如何快速推進和落實大改革藍圖需要宏觀經濟政策進行重新定位，以對沖各種下行力量的沖擊，營造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經濟局面，并建立相應的改革補償機制。這也要求宏觀經濟政策底線管理的內涵做出相應調整。2014年，附加改革約束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應當定位在：1250萬的城鎮(zhèn)新增就業(yè)、7.5%的GDP增速、3.5%的CPI增速、13.5%-14.5%的M2增速以及2.5%的財政赤字率。
最后報告建議：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監(jiān)管必須在強化存量管理的同時，不能過度收縮增量。劉元春說，“大改革”+“強監(jiān)管”+ “中性貨幣定位“+“結構性短缺的流動性管理”可能是未來恰當?shù)慕M合，大改革目標在于制度體系和存量盤活，但需要增量的支持。流動性過剩的治理必須強化中期定位的策略;建議財政政策必須充分考慮宏觀經濟下行的壓力、地方債務清理帶來的地方隱性支出下滑、改革需要財政建立必要的補償機制等因素。因此，2014年的積極財政政策的定位應當有別于以往年份：一是應當小幅提高中央財政赤字;二是應當加強減稅力度，對沖企業(yè)財務成本的上揚;三是為配合政府職能轉變，增加公務員和事業(yè)單位人員的工資;四是在福利體系大轉型過程中，可以增加部分一次性的福利補貼。建議全面轉變房地產調控政策的方向、重點以及具體措施。房地產調控的目標必須從需求抑制轉向供給擴張和制度改革，其中制度改革必須著眼于推動土地市場改革，重構現(xiàn)代財政體系，破除官商之間制度性的利益輸送機制。建議結構性調整政策必須強化全球定位，強化市場驅動的力量，改變以往簡單的政府主導型模式。
